一位网友曾在中国政府网“我向总理说句话”栏目提问：“我是一名县城小学教师，近年来我们县城人口增加了好几倍，但学校却只增加了两所，班级人数普遍在90多人以上，甚至有部分班级达到近百人……”

城镇“大班额”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

2017年，教育部安排专项督导，着力解决“大班额”问题。各地综合施策，按照用好存量、扩大增量的原则，在“人”“钱”“地”难题上发力。比如，山东省财政这两年已累计安排以奖代补资金20亿元以上，用于奖补各地解决城镇“大班额”问题时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建设费用。

在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确保今年底校舍建设和设施设备采购任务“过九成”，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

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入手

“终于不用再人挤人了。”山东济南济阳县兴隆街小学五年级（1）班学生张慧琳的妈妈刘杰感慨，孩子可以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读书了。

兴隆街小学是为了解决“大班额”而新建的学校，张慧琳所在的班级只有43名同学。之前张慧琳在另一所学校读书时，班里有60多名同学。“除了上厕所外，孩子基本不出来。”刘杰说，那时桌子挨着桌子，转个身都能把其他同学的书碰到地上。

据统计，2016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14万个，比2012年减少9万个，减幅为39%；56人以上的“大班额”有45万个，减少近18万个，减幅为28%，城镇学校“挤”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教育部督导局工作人员到各省调研，听到很多地方反映，2012年前后县城还存在八九十人的“超大班额”，但现在，县城学校班额基本上都在66人以下，教师更有时间和精力有针对性地辅导学生了。

曾几何时，“大班额”问题是教育管理者心中的痛。山东省委原常委、常务副省长（现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伟，曾历数山东省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之痛：“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17个地市无一幸免，有的地市‘大班额’的比例达90%以上，有的‘超大班’学生数超过了标准班额上限的两倍以上。”

“政策能否落地，关键在政府。”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认为，政府真正想消除“大班额”现象，治本之策是从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入手，“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环境，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让年轻大学生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乡村教育才有振兴的希望”。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提高薄弱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正是从源头上化解‘大班额’问题的重要之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汪明建议。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的“大班额”。

“大考”迫近，这一年来，教育部会同其他部委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消除“大班额”。

2014年至2017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全面改薄”专项资金1336亿元，带动地方投入2500多亿元。教育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启动实施了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2017年下达资金72.7亿元。

为了促进城乡、学校生源均衡，教育部积极开展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专项督查，划片规范入学、阳光监督入学，有效抑制了“择校热”，避免大量学生集中在少数热点学校，造成“大班额”。

同时，教育部还指导地方通过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实施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或学校联盟、均衡配置师资、利用信息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将优质高中招生分配指标向乡村初中倾斜等方式，加大对城镇薄弱学校和乡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努力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适度稳定乡村生源，合理分流学生，营造良好的城乡教育生态环境。

“大班额”消肿各地在行动

在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里，坐着近70名学生，后排学生背靠着墙，前排学生几乎和讲台挨在一起。学生经过过道时，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两旁的课桌……这样的场景曾让很多校长挠头。

国家督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巡视员杨国顺在全国各地督学过程中，见过最大的小学班级有108名学生，最大的初中班级有111名学生。

按照上海的规定，幼儿园的最大班额应为35人、小学40人、初中45人到50人。

“超大班级是政府责任问题，本质上是教育条件保障问题。”杨国顺说，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直接导致了“大班额”问题的出现。而督学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督促政府多建学校、建好学校。

在大城市，学校要与新建社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此后，上海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连续对几十个未完成教育公建配套建设的项目进行跟踪，经过几年努力，最后的完成率达到92%。

作者：本报记者 刘博智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